风筝飘带，风筝飘带怎么处理

牵着乌龟去散步万象 2024-08-22 4 0

在这些地儿放风筝？太危险了！如酿意外必须担责

眼下正是放风筝的好时节，然而一些放风筝的市民只顾自己高兴，或是给行人带来威胁，或是给道路安全带来隐患，以致小事故不断。律师提醒说，别看风筝线细，给他人造成伤害和损失一样要承担赔偿责任。

桥头扎堆放风筝

18日下午3时，在广渠门桥下的人行道上，聚集着七八位正在放风筝的市民。人行道只有两三米宽，放风筝的市民身后便是自行车道和辅路机动车道。

无独有偶，在光明桥下记者也看到了类似的情形。放风筝的市民摇着手里的风筝线盘，仰头望着天空，不时移动着脚步，根本无暇注意身后的行人和车辆。不少路过的市民小心翼翼地在人丛和风筝线间穿行，有时甚至还要低头弯腰作出避让动作。

记者观察发现，风筝线多是白色、米色、灰色等浅颜色，在十米开外很难辨别。桥上行人车辆来来往往，风筝线就像一把“隐形的刀”。有市民近日在 *** 上晒出一张照片，称自己驾车通过光明桥辅路时，后视镜被风筝线勒出了明显的印记。

风筝线频频闯祸

更危险的是，在永定门内大街南护城河路段内侧的桥上，四位市民竟面向机动车道放起了风筝。一位专注地盯着自己的风筝，慢慢后退，风筝渐渐飞到了机动车道上空。不一会儿，前一秒还在空中翩翩飞舞的飘带风筝，由于风力的变化突然直直地向机动车道上坠去，正在主路上行驶的司机连忙减速避让，险些造成后车追尾，风筝擦着几辆车的“头顶”掠过。

周女士说，自己两周前开车路过永定门城楼，风筝线就和反光镜缠到了一起。周女士连忙下车把风筝线解开，“幸亏当时车速不快，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就在我们离开的十几秒内，又有车紧急停车，那辆车直接把风筝线剐断了。”想起这段经历，周女士至今仍心有余悸。

停车场也有“拦路虎”

在中华世纪坛停车场里，四个年轻人正手忙脚乱地转着线盘，在距离他们十多米远的行车道上，躺着一只直径约一米的风筝。最近，中华世纪坛停车场里来了不少放风筝的游客，最多的时候会同时聚集十几拨人。

在停车位间的行车道上，一名男子坐在马扎上，不紧不慢地摇着手里的线盘，调整风筝的高度。“走路的时候，不仅要看有没有车，还得抬头观察风筝线，就怕一不留神划伤自己。”一位司机小心翼翼地绕过扎堆放风筝的人群寻找自己的车。

“遇到在停车场上放风筝的游客，我们值班人员都会予以制止。“世纪坛的工作人员表示，他们也在和属地城管部门联系，同时 *** 提示牌，提醒游客不要在此处放风筝，以免给自己和其他游客带来伤害。

如酿意外必须担责

记者发现，很多放风筝的人所使用的风筝线大多是1毫米粗细的尼龙线，非常结实。在风力较大时，风筝线便会绷紧，就像一把直上直下的“利刃”悬在空中。所以经常放风筝的人在收线放线时会特别小心，而且还要戴着手套。

记者通过相关实验发现，当一款长约80厘米、高半米左右的风筝放飞天空后，风筝线的拉力大小在20牛（相当于两千克）到30牛（相当于三千克）之间。用与人体肌肉质地接近的肥皂进行模拟伤害实验，当风筝线拉力大小为30牛时，肥皂被风筝线割开的口子深度约3毫米；如果换成人，其伤害后果可想而知。

对此，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顾问杨帆博士表示，目前虽然没有放风筝的相关规范，但如果发生了风筝线伤人的情况，风筝所有人应当赔偿被侵害人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如果因为放风筝的行为造成他人死亡、重伤的，除承担民事责任外，将有可能触及刑事责任。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实习记者师悦、记者李环宇

流程编辑：TF020

新年牛气冲天！风筝爱好者放飞“金牛”风筝 | 晨镜头

牛年新春之一天的早晨，三只金牛、红牛风筝在外滩的天空飞舞，飘带上“牛气冲天、兴旺发达、万事如意”的字样格外引人注目。

这是外滩风筝队风筝爱好者们 *** 的牛年主题风筝，通过风筝放飞，祈求新年的好福气。“放风筝，其实也是为了放飞梦想，放飞希望，希望来年运势能随着高飞的风筝一起，越来越高！”九旬风筝达人顾老伯笑着说。

来源：周到

50年代的声名与不公，80年代的小说实验，“归来者”王蒙超越“伤痕文学”

从新中国成立时的满目疮痍，到现在一跃而成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用70年时间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奇迹背后，中国历经了无数曲折，付出了血泪的代价，当然，更是奉献了令人惊叹的智慧和勇气。在本刊推出的新一期封面《奋进的时代：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我们选择了数十位在新中国70年的复兴之路上值得被铭记的人，以此回顾中国人的70年奋斗历程。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9年第39期，原文标题《王蒙：超越“伤痕文学”》，严禁私自转载，侵权必究

文/艾江涛

作为“归来的作家”代表，王蒙在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的声名与不公命运后，以其在20世纪80年代的一系列小说实验，成为那个时代最为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

“归来者”的歌声

1979年6月12日，王蒙和妻子崔瑞芳乘坐70次列车离开乌鲁木齐，离开新疆这块他们生活了16年的土地，返回北京。前往站台送行的达40多人，车内车外哭成了一片，相比一旁哭个不停的妻子，王蒙感慨万千，“记忆复活了，青春复活了，友谊复活了，文学也复活了。我们进入了当代中国的复活节日，复活的季节”。

在北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文学界进行的一系列 *** 中，王蒙1956年发表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也得以 *** ；搁置25年的长篇小说《青春万岁》，也在一个月前刚刚出版；王蒙的“右派”问题得到更正，工作也得到落实，任北京市作协专业作家。

对王蒙来说，更重要的是能够重新写作了。从1978年开始，文学解冻后的王蒙已在全国一些刊物开始发表小说和文章。多年以后，崔瑞芳回忆起在《人民文学》看到王蒙新发表作品的情景，依然难抑激动。“我马上放下正在批改的作业，抱起杂志就往家里跑。天正下雨，我把杂志揣在怀里，浑身上下淋成了落汤鸡，杂志却安然无恙。离家门还有八丈远，我就放开喉咙大叫：‘王蒙，你看，你的作品发表了！……’王蒙正在包饺子，那沾满面粉的手一把把杂志抓过去，嘴里念念有词：‘真快！真快！’20年了，我们从未有过这样的兴奋——他终于又回到了文学界！”

“文革”结束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文学界的主力由两类人群构成：在“文革”中有过“上山下乡”经历的知青作家群；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遭受厄运的“五七”作家群。而不论从下放地回城，还是从接受思想改造的“流放地”重回文学创作队伍，借用艾青在1980年出版的诗集《归来的歌》的名称，这些“归来的作家”终于得到再度发声的机会。

9月17日，王蒙荣获“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

与艾青、牛汉等一批老作家不同，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王蒙不过是个崭露头角的文学新人。12岁起参加党的地下活动，14岁入党，15岁便中止学业成为一名党的团干部的王蒙，自少年起便对革命与文学有着同样的敏感与热情。1956年，22岁的王蒙一边修改自己3年前即着手写作的长篇小说《青春万岁》，一边写下后来发表在同年9月《人民文学》上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没有人想到，正是后者使他声名大振，也使他饱受厄运。

“20世纪50年代，共和国的之一代青年是相信的一代。我们相信美好，相信理想和理论，相信民族团结和人间友谊，相信工作，相信文件、会议、社论和总结……”半个世纪后，王蒙在他的自传中回忆起那一代青年的特点时，用了一连串的“相信”。王蒙创作的初衷，便带着那个时代敏于思考的年轻人的理想色彩。“最初写《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时，想到了两个目的：一是写几个有缺点的人物，揭露我们工作、生活中的一些消极现象；一是提出一个问题，像林震这样的积极反对官僚主义却又常在‘斗争’中碰得焦头烂额的青年到何处去。”

在这个短篇中，王蒙讲述了一个对革命抱着单纯而真诚的信仰的青年，在 *** 北京某区委工作的情形。主人公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却发现他对革命的神圣想象在现实中受到打击，为实现理想所做的努力和产生的困惑，交织在他的身上。

小说起初受到好评，但很快被批评为有所影射，此后有关这篇小说的修改又成为问题。尽管 *** 亲自为这篇小说讲了话，认为作者有才，但1958年王蒙还是被稀里糊涂地划为“右派”。在北京郊区经历将近4年的劳动改造后，王蒙虽然被摘掉了“右派”的帽子，但显然不再拥有写作的权利。不久，带着对新鲜世界的向往，他主动申请调往新疆，从此远离那个权力斗争的中心。

时隔20年再次提笔，王蒙的笔始终没有生涩，让他感受最深的反而是光阴流逝的紧迫感。在后来的采访中，他不止一次提到安徒生的一则童话：一个人的墓碑上写着，他是一个伟大的演说家，但是他还一直没有做讲演；他是一个伟大的画家，但到现在为止，他还没画过一张画。

在市文联安排的9平方米的招待所里，王蒙一口气写下《布礼》《蝴蝶》《夜的眼》等一系列小说。对那个难忘的写作场景，王蒙回忆道：“9平方米本身倒没有什么，问题是它前面是一个盥洗室，所有的人都要在那里洗脸、刷牙，声音非常大，后窗户上是一个电视机，整个招待所可能有50人在看这个电视，天气又很热，所以我一个人穿着大裤衩，光着脊梁，完全是一种在农村里赤膊割麦的感觉。我当时真是特别兴奋，我已经是过40岁的人了，结果突然出现了一种新的可能，那种心理，那种美好的心情真是至今难忘。”

中国的“现代派”

重新写作的王蒙，多少有些小心翼翼。在自传中，他将之与自己20多年的青春写作加以比较：“与20世纪50年代的写作相比，这时的思路完全是另一样的了，它不是从生活出发，从感受出发，不是艺术的酝酿与发酵在驱动，而是从政治需要出发，以政治的正确性为圭臬，以表现自己的政治正确性为之一守则乃至驱动力……”

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文革”是所有作家无法回避的事件，起因于揭露“文革”灾难，描述知青、知识分子、受迫害的官员在“文革”中悲剧性遭遇的“伤痕文学”，曾在读者中引起巨大反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

当王蒙最初读到《班主任》中所描写的“文革”造成的心灵创伤时，眼圈不禁湿润了：难道小说当真又可以这样写了？难道这样写小说已经不会触动文网，不会招致灾祸？

但写着写着，王蒙发现“伤痕文学”的思路已很难满足自己的表达需要，他有意识地偏离这一潮流。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个人对写‘伤痕’远远没有那么热情，因为它太浅俗，它太不文学，它也太廉价。它又确有不可小视的意义，就是说人们期待于它的是多一点拨乱反正，从此少一点极左，这更多的是政治潮流、政治期待”。

他开始回归自己的艺术与人生的感觉，用略带感伤的观照，写下对于生活、对于城市、对于大街和楼房、对于化妆品与工地、对于和平与日子的陌生感，那就是1979年10月发表的《夜的眼》。

小说围绕主人公从边远小镇到大城市开一个座谈会展开，通篇贯穿主人公大量的心理描写与主观感受。王蒙似乎从这时起，开始找到了自由的感觉。他一连串写下《风筝飘带》《春之声》《海的梦》以及《布礼》《蝴蝶》等中短篇小说，迎来了写作的“二度青春”。

一时间，王蒙的写作成为一种值得关注与评论的现象。1980年8月，“王蒙作品讨论会”在京举行。与此同时，有关王蒙新作采用新的写作手法以及由此带来的“看不懂”的问题，引起了人们的热烈讨论。

作家冯骥才在收到王蒙寄给他的上述6篇作品时，敏锐地意识到他变了。“我首先看了《夜的眼》，欣喜若狂。我觉得他终于咬破紧紧包裹着他的结实的茧儿，进入到一个属于他自己、来去纵横、挥洒自如的天地。”在1982年与一个英国汉学家的谈话中，冯骥才把王蒙的创作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从他20世纪50年代的《青春万岁》《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直到他1978年的获奖作品《最宝贵的》，作者所采用的是传统的、严谨的现实主义手法；而在后一阶段的创作中，王蒙进行了一系列写法上的新尝试，堪称中国的“现代派”。

这些新的尝试中，被人们谈论最多的是意识流技法。按照文学史的惯常叙述，旨在打破传统小说单一线性的叙述结构，随着人们意识活动与自由联想来组织故事的“意识流”小说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以法国的普鲁斯特、英国的伍尔芙、美国的福克纳为代表。

事实上，王蒙本人对他那批实验小说中所谓“意识流”的写法并不感冒。几十年后，他依然坦言自己并未认真阅读任何关于“意识流”的理论与经典作品。新的创作手法，毋宁说来自他敏感多思的天性与喜欢尝试新事物的个性。“对于‘意识流’的理解不过是我对于这三个汉字的望文生义。意识，很好，写到了心理活动的细部。流，更好，它像溪水的流动，闪闪烁烁，明明暗暗，淅淅沥沥，隐隐现现，风风雨雨，飘飘荡荡。啊，这将是怎样摇曳多姿的文字！正如刘绍棠后来说的，我早在初中作文中已经使这样的文风初露端倪。”

王蒙把自己的写作归纳为如下几点：注意描写人的内心世界；难以归纳到一个简单明了的主题；文体自由随意；不符合典型化的标准。也许正因为具有这样的特点，当时不少人认为他的作品难懂。而在王蒙看来，难懂的原因在于，许多人尤其是不少文艺工作的领导，在很长一段时间太相信小说的目的论了，对他们来说，小说的故事、细节、语言、人物与描写都是手段，主题思想才是目的。王蒙曾讲过一个笑话：一个老朋友询问他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是不是提倡婚外恋？在得到王蒙“提倡晚婚”的回答后，这位老朋友才放下心来。

1982年，一本名叫《现代小说技巧初探》的小书，引起作家同行们的关注。李陀、刘心武、冯骥才三人分别写了一封给作者的信发表在《上海文学》杂志，表达对这本书的兴趣。王蒙也在《小说界》杂志写了一篇小文，介绍并称许了此书。不料，在那个政治气候忽冷忽热的年代，这件事很快酿成一场所谓的“现代派风波”。《文艺报》据此展开对“现代派”的批判。王蒙觉察到，此次批判显然带有给刚刚当选中央候补委员的自己一个下马威的色调。当时在政治局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胡乔木对王蒙多有保护与忠告，并在1983年春节接王蒙到家中畅谈，一再对他说：“我希望对于‘现代派’的批评不要影响你的创作情绪。”也许正因为这位老领导的照拂，一场批判最终消弭。

王蒙事后回忆，当时的批判者与被批判者，事实上并没有谁能将“现代派”说明白。在王蒙自己，“我无非是喜欢在文学中多搞一点想象、变形、随机、灵动、散文化与诗化的文体扩展，我不想数十年如一日地把自己的小说与其他写作绑在一条绳子上，我喜欢在艺术上别出心裁，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我的一贯说法叫作拓展精神空间”。

然而，这正是那个年代文坛的特殊风景。明乎此，也就不难明白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王蒙和他的同道们是怎样在各种夹缝中，进行着有关小说的种种实验。

“最痛苦的作品”

1985年9月，王蒙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首刊于《收获》杂志第5期，次年又被《当代》杂志转载，1987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评论者一般将之视为王蒙更好的长篇小说，也是20世纪80年代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收获。

与以往的创作不同，王蒙在这部小说中调用了最为刻骨铭心的童年记忆。在带有强烈自传色彩的描写中，王蒙将故事的背景放置在20世纪40年代的北京。在一幅“旧中国”的苍凉生活图景下，小说描述了一对纠缠于不幸婚姻的父母，还有他们逐渐萌生革命信仰的儿子。

小说创作的动念，与儿子的生病不无关系。1983年秋，王蒙的二儿子王石刚从大学毕业，被分配到空军第五研究所。正当他要施展宏图的时候，却得了抑郁症。这让王蒙开始痛苦地反省自己：“我反省是不是自己在他的童年时代没有尽心尽力地照顾好他的生长发育。我想知道他的这二十几年都经历了哪些压抑、哪些 *** 、哪些折磨，而我到底又能做些什么来解除他的痛苦……”在一个父亲的自责中，自己不愉快的童年记忆也渐渐浮现出来。

1934年，王蒙出生于北京，父亲则来自河北南皮一个闭塞的乡村。3岁时，日军入侵中国，占领北京。王蒙还记得小时候进出城门口时向挥舞着刺刀的日本士兵鞠躬敬礼的情景。父亲王锦第却是“五四”之后进入北大哲学系学习的新青年，他还记得，自己的名字正是父亲同室舍友何其芳据《茶花女》中男主人公亚芒的别译“阿蒙”所起。后来，父亲进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读教育系。王蒙后来在自传中对父亲的回忆，显得相当真实而不堪。这位受过良好教育的新青年，却是一位理想主义的梦想家，喜欢高谈阔论的他，无力应付实际的生活与人事，事业的失败使靠他养活的一大家人常常在债务和饥饿中挣扎。家庭生活时常交织着争吵与不快：吵起架来，王蒙的寡妇二姨会将一锅滚烫的绿豆汤泼向父亲，而醉酒的父亲在混战中会脱掉裤子吓退女人们。

1984年，王蒙带着生病的儿子到武汉的东湖宾馆小住。其间，关于小说的构思渐渐成熟。“我每天在东湖旁边的林荫道散步，突然一个想法进入我的脑海，我应该以我的童年时代的经验为基础写一部长篇小说。感谢时代，我终于从‘文革’结束、世道大变的激动中渐渐冷静了下来。我不能老是靠历史大兴奋度日。当兴奋渐渐褪色的时候，真正的刻骨铭心才会开始显现出来：这就是《活动变人形》的酝酿与诞生。”

王蒙一边照顾生病的儿子，一边在武汉开始了小说写作。回到北京后，写作中止了一段时间。为了弥补过少的童年记忆材料，王蒙跑到北京图书馆寻找旧报刊，逐步丰满起20世纪40年代的北京记忆。

1985年春，他跑到北京郊外的西峰寺的一间小土屋，开始孤独而艰苦的集中写作。多年之后，那段写作记忆依然难忘：“我开始了写作的疯狂期。从早到晚，手指上磨起了厚厚的茧子，腰酸背痛，一天写到15000字，写得比抄录的还快，因为抄录要不断地看原稿，而写作是念念有词，心急火燎，欲哭欲诉，顿足长叹，比爆炸还爆炸，比喷薄还喷薄。我头晕眼花，我声泪俱下。我写字再快也没有我想得快、忆得快、怒得快与悲得快，我的喜怒哀乐，我的联想想象一秒钟八千万转。我是作者，我更像演员，我在嘀嘀咕咕，我在装腔作势，我在钻入角色，我在体验疯狂。我从来没有写作得这样辛苦，这样痛苦！”

到了夏天，在大连的部队疗养院，王蒙又用了半个月时间，为《活动变人形》最终定稿。

小说的名字，起源于父亲在王蒙幼时买给他的一件玩具：拼贴图形的日本原版的“活动变人形”。这本色彩艳丽的书，分为上、中、下三部分，都可以翻页。三页则分别是人体上、中、下三部分的图形，不同的翻页，便可以组合为不同的人形。

王蒙从幼时的一件玩具，思考到父亲那一代处在新旧之间知识分子的命运。在小说中，他写道：“一本《活动变人形》帮助倪藻认识到，人是由五颜六色的三部分组成的：戴帽子或者不戴帽子或者戴与不戴头巾之类的玩意儿的脑袋，穿着衣服的身子，第三就是穿裤子或穿裙子的以及穿靴子或者鞋或者木屐的腿脚。而三部分是活动可变的……原来人的千变万化多种多样就是这样发生的。只是有的三样放在一起很和谐，有的三样放在一起有点生硬，有点不合模子，甚至有的三样放在一起让人觉得可笑或者可厌，甚至叫人觉得可怕罢了。”显然，小说中以父亲为原型的倪吾诚的人生与命运，正属于后一种类型。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活动变人形》是王蒙对自己记忆与写作的一种清理。如果说此前他是用冲洗一切的革命（写作），来压抑淡化了自己痛苦的童年记忆，那么此后，他将以一种更自由、放松的心态来写作了。

小说发表的第二年，王蒙当上了文化部部长。然而，他写作的热情并未泯灭。在接受采访时，他讲到自己在当部长期间，有次在听京剧《哭塔》时，竟然为雷峰塔前哭母亲白娘子把塔哭倒的故事而涕泪交加，由此发现自己并不适合做官。

卸任文化部部长后，王蒙在20世纪90年代更为庞大的写作计划便是他称之为“季节系列”的长篇小说四部曲。作为他这一代革命知识分子所经历的人民共和国的“虚构编年史”，这组小说最后一部完成于2000年。只是，这一次，读者对这些小说的反应并没有想象中热情。

（参考书目：王蒙《王蒙自传》之一部《半生多事》、《王蒙自传》第二部《大块文章》,方蕤《我的先生王蒙》，於可训《王蒙传论》等书）

更多精彩报道详见本期新刊《奋进的时代》，点击下方商品卡即可购买

乌克兰已经获得美国提供的集束弹药曹卫东：或成为长期的隐患和威胁

来源：央广军事·中国军号

乌克兰已经获得美国提供的集束弹药曹卫东：或成为长期的隐患和威胁

据乌克兰媒体近日报道，乌军指挥官称，乌克兰已经获得美国提供的集束弹药。集束弹药因备受争议，很多国家都禁止使用，在美国法律中也被列为违禁类别。美国去年还口口声声称，在乌克兰使用集束弹药“可能构成战争罪”，但是现在美国却公然向乌克兰提供这一弹药，令人大跌眼镜。那么，为什么集束弹药会在国际上引起巨大争议？美国不顾各方反对、执意向乌克兰提供集束弹药可能引发哪些后果？总 *** 事记者胡铖铖专访了军事观察员曹卫东。

受争议

长期以来，集束弹药之所以颇受争议，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很多的子炸弹在投掷后没有爆炸，以致在作战地区对平民形成了“哑弹”的威胁。

曹卫东：集束弹药也叫作子母弹，在二战时就开始被使用了，主要用于杀伤地面上的大面积目标，阻滞对方进攻速度。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如今的集束弹药，一个母弹里由过去的几枚、十几枚、几十枚子炸弹发展到现在的几百枚。有的母弹里装填几百上千的钢珠，把人身上打得像筛子一样；有的会像小地雷一样延时爆炸；还有的钻到沙土里不爆炸，成为长期的隐患和威胁。

资料显示，集束弹药成本低廉，被认为是效费比较高的武器，具有瞬时火力密集、覆盖面积广、毁伤效能大等特点，除了攻击坦克、装甲战车、部队集结地等集群目标，还能被用来封锁机场跑道等大面积目标。有报道称，美军曾在越南战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中使用过集束弹药，造成了大量民用设施损毁、众多平民死伤。

曹卫东：美国在这些战争中使用的集束弹药比二战时期的集束弹药要先进。美国用B-52战略轰炸机在越南战场上投放集束弹药，像空中开花一样，把整个阵地全覆盖了。美国为了封锁越南“胡志明小道”，在越南和老挝边境，甚至老挝境内也投掷了大量的集束弹药，形成了一个大面积的雷区，运送物资的人员或者是游击队员从“胡志明小道”经过时就会被炸伤。另外，除了战场上的人员，附近的老百姓也受到弹药的伤害。未爆炸炸弹是潜伏的危险。

排爆难

有报道称，集束弹药的子炸弹外形像小罐，顶部连有一条飘带，像风筝的尾部，有些小炸弹长度甚至不超过6厘米，更难被发现；有的子炸弹外壳有鲜艳的油彩，会被儿童误以为是玩具捡拾起来而酿成惨剧。报道称，这种未爆弹药清理起来十分困难，有人说老挝战场上的炸弹清理工作预计还要100年才能完成。

曹卫东：排集束弹药跟一般的排雷还有所不同。之一，集束弹药散的面积特别大，可能连布设的人都不知道那些子炸弹在什么地方。第二，一些弹药由于撞击力不够，可能藏进了松软的土地里，这些“哑弹”在搜索的时候很难被发现。

风筝飘带，风筝飘带怎么处理-第1张图片-

销库存

有美国反战组织发表声明，呼吁美国民众阻止美国 *** 向乌克兰提供集束弹药，称乌克兰有重复越南、老挝悲剧的风险。有美国退役老兵称，美国集束弹药根本卖不出去，是在利用乌克兰销毁库存。对此您怎么看？

曹卫东：美国规定军火商制造的集束弹药“哑弹率”不能超过1%，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储存在仓库里的集束弹药的“哑弹率”会上升。按照美国五角大楼官员的说法，美国提供给乌克兰的这些集束弹药都是精心挑出来的，“哑弹率”在2.35%左右。按照美国的法律，这种弹药是不允许被使用的。

违背人道主义原则的武器弹药

除了集束弹药，在战场上，还有哪些违背人道主义原则、我们普通人不太了解的武器弹药？

曹卫东：之一，“脏弹”和贫铀弹。“脏弹”是指通过将放射性物质包裹在常规 *** 中，在爆炸时释放出放射性物质的武器，其目的是在一定区域内造成辐射污染。贫铀弹具有较强的穿透力，可作为穿甲弹击穿坦克装甲，贫铀弹有一定的放射性，可对人体和环境造成伤害。第二，气溶胶炸弹。气溶胶在空气中二次爆炸的时候，可以形成2000多摄氏度的高温，不要说人，连坦克的装甲都会被熔化。同时，气溶胶爆炸的时候要吸收大量的氧气，人会因为缺氧窒息而死。

第三，核生化武器。核武器是指 *** 、中子弹、氢弹；生物武器是指以生物战剂杀伤有生力量和破坏植物生长的武器、器材，生物战剂包括病毒、毒素、衣原体等；化学武器主要是指通过爆炸方式释放沙林毒剂等化学物质，以破坏水源、杀伤人体白细胞等方式实施攻击的武器。

（央广军事·中国军号出品）

无人机配激光炮，高压线外飘物一击即中

蜂巢航空科技有限公司最新的HC-330无人机，下方类似摄像头的装置为“激光炮”。

无人机挂上“激光炮”轻松“击落”高压线上外飘物，这看似是科幻大片中才有的黑科技。长期以来，致力于无人机技术攻关和生产的包头蜂巢航空科技有限公司一直在参与研制国内首创的激光清障无人机，近日，该公司产品在我国南方电网正式投入使用。

高压输电线绝对是异物存在的禁区，作为国内首个配置“激光炮”的无人机，其攻击的对象就是高压输电导线上的风筝飘带、塑料薄膜等轻型外飘物，它的“激光炮”采用无需水冷的高功率密度激光发生器,解决了激光发生器排斥机体高温的问题，可以在极短时间内“击毁”外飘物。这看似简单的过程，其实克服了诸多技术难题。

HC-330是一款具备通用挂载能力的四旋翼无人机平台，采用油电混合电驱动力系统（燃油发电，电力驱动），具备超长航时，可搭载不同任务载荷完成高清视频采集和实时回传、三维测绘、弹体抛投及空中喊话等任务，并配置全向毫米波雷达避让系统和自动伞降装置以备应急。

“此款无人机能够长途奔袭，与其独特的高可靠性飞控系统，混动全电动力系统和平台系统集成的优越性是分不开的。”包头蜂巢航空科技有限公司技术研发负责人李威向记者分析说。

HC-330的控制系统采用工业级的电子元件，支持GPS、姿态、手动的飞行模式在线切换，差分GPS定位精度达到2厘米。此外，集成式的飞控还搭载了全向毫米波雷达，能在40—50米范围内感知障碍并自主避障，同时还具备超强抗磁干扰能力，这一系列先进的智能技术，为飞机在海上复杂环境下正常稳定工作提供了保障。

民用无人机作为航空航天产业的一个分支，比起航天飞机、火箭、卫星，似乎显得量级更轻一些，但是对于国计民生的发展其意义却不容小觑，比如我国现在迅速崛起的超、特高压输电领域。

包头蜂巢航空科技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告诉记者：“高压输电线经过的空域，是绝对的异物禁区，保障这个区域的安全，意义不言而喻，而执行这样的任务，无人机是最合适的选择。只要发现高压线上落有漂浮物，操作员操作无人机起飞，逐步靠近，并在肉眼很难注意的瞬间通过发射激光，将障碍物切断和清除，这就是我们一直以来的研发目标。”

在实际操作中，激光对控制精度要求很高，而高空中的风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无人机、导线和外飘物的相对位置，所以激光无人机更大的技术难点就是在高空保持高精度探测和打击，既要烧毁外飘物又不能损伤导线。

在雷达导引技术方面，HC-330的毫米波导引头具有体积小、质量轻和空间分辨率高的特点，与红外、激光、电视等光学导引头相比，毫米波导引头穿透雾、烟、灰尘的能力更强，可以全天候全天时持续观察。对此，研发团队采用了毫米波雷达精准测距，用高精度的稳定云台保持准星稳定，60毫秒的超低延时图传链路也保证了地面控制人员的操作精准，做到在4级风下稳定精准、指哪打哪、一击即中。

“接到清除任务后，HC-330无人机可凭借先进的雷达定位高速飞抵任务现场，确认目标后，我们直接遥控发生器射出激光进行清除，激光的高温可以将小型异物瞬间烧毁而不产生明火，体积较大的异物，我们则可以利用激光将其与主体建筑物精确分离。相比目前业界应用较多的喷火式无人机，它对作业环境的要求更低，没有引发火灾的风险，也没有降温的要求，更加安全可靠。”李威说。

记者了解到，在动力系统方面，新型的HC-330无人机采用与瑞深航空合作开发的strong燃料发电动力系统，通过燃烧汽油发出电能，供给无人机使用，既保留了汽油高能量密度的优势，又承袭了电动无人机操作简单灵活的特点。其更大的技术优势在于高功率重量比，3.7公斤的自重可提供近2KW的直流电能，是传统发电设备的11倍，是变频发电设备的7倍。

无人机配激光炮，高压线外飘物一击即中

蜂巢航空科技有限公司最新的HC-330无人机，下方类似摄像头的装置为“激光炮”。

受访者供图

第二看台

王蒙：文学比我的生命更长久

王蒙，1953年开始创作并发表作品，因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而成名。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青春万岁》《活动变人形》、“季节”系列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夜的眼》《风筝飘带》等，还有大量散文随笔、评论和古典文学研究作品。

《这边风景》记录了我39岁到47岁之间的人生，就像一条鱼的中段，那个时候的我响应号召，去边疆去偏远的地方，到劳动人民中去，到火热的一线基层去扎根，锻炼自己，让自己脱胎换骨。——王蒙

编者按：

《中国青年作家报》“壮丽70年·红色传承”特别报道今起以融媒的形式，在中国青年报手机客户端、中国青年网和《中国青年作家报》陆续与读者见面。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70年砥砺奋进，我们的国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无论是在中华民族历史上，还是在世界历史上，这都是一部感天动地的奋斗史诗。”

文学与时代同步。“壮丽70年·红色传承”融媒报道小组自6月起，陆续采访了多位作家。70年来，众多作家用自己的笔和作品深刻解读新中国70年历史性变革中所蕴藏的内在逻辑，用红色经典鲜活讲述革命故事、英雄故事，生动展示了党和人民的奋斗历程、奋进脚步。我们采访的这些作家，以自己特有的经历和方式诉说着我们脚下这片土地上发生的故事。他们精心打磨的文学作品，开启了自身对历史与现代、民族轨迹与个体命运的双重探索，感染着一代又一代新青年。

这些作家是切实践行“脚力、眼力、脑力、笔力”要求的榜样。他们通过扎实深入的采访，重温伟大远征，弘扬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鼓舞青年在新长征路上续写新篇、再创辉煌。

亲爱的读者，如果您对我们“壮丽70年·红色传承”融媒报道有建议或感想，可通过微信、邮箱、微博等形式向我们留言。部分留言我们会择优发表。

---------------------------

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

让我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

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

有那小船上的歌笑，月下校园的欢舞，

细雨蒙蒙里踏青，初雪的早晨行军，

还有热烈的争论，跃动的、温暖的心……

是转眼过去了的日子，也是充满遐想的日子，

纷纷的心愿迷离，像春天的雨，

我们有时间，有力量，有燃烧的信念，

我们渴望生活，渴望在天上飞。

是单纯的日子，也是多变的日子，

浩大的世界，样样叫我们好惊奇，

从来都兴高采烈，从来不淡漠，

眼泪，欢笑，深思，全是之一次。

这是作家王蒙在《青春万岁》中对青春更好的诠释。多么美丽的诗句，这样的青春怎不让人留恋？

1953年，王蒙开始创作《青春万岁》。那一年，王蒙只有19岁。

“一本书经过40年还在卖。新中国这70年里重要的作品多了，比我的作品重要的多了，上了文学史的多了。可是现在书店里还在卖的，青年人的书架还摆着的，新的版本还在出的，《青春万岁》是一个。”7月5日下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的茅盾文学奖作家沙龙系列——“与故事讲述者面对面”活动上，85岁高龄的王蒙感慨地说，“现在对我的作品反映比较好的，长篇里面最突出的有三部，一个是《青春万岁》，一个是《活动变人形》，还有一个是《这边风景》。《青春万岁》从开始写作到出版用了25年，四分之一个世纪，《这边风景》用了40年。非常庆幸我身体还好，在这25年和后来的40年当中我还身体健康。”

王蒙的文学生涯已经跨越了近70个春秋。王蒙说最要感谢的是韦君宜，1979年，在当时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韦君宜力主下，《青春万岁》才得以出版。35年后的2014年，45卷本的《王蒙文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自从走上创作之路，王蒙紧贴时代脉搏、扎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创作的文学作品已超过1500万字，反映了半个多世纪中国历史的风云变幻。现在，85岁的王蒙仍然笔耕不辍，不断有新作品问世。

青春的文学记忆

新中国成立至1960年代初期，是我国长篇小说创作出版的一个 *** 期。十余年间，有大批作品问世，其中，以“青春”为题，影响较大的当数杨沫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和王蒙的《青春万岁》。

《青春之歌》叙述林道静从不屈服于命运的对家庭和社会的个人反抗，到最后投入时代洪流走上革命道路的“苦难历程”的故事。

从内容上讲，王蒙的《青春万岁》可以说是对《青春之歌》的续写。1949年10月，新中国的成立激发了人们对未来的憧憬，革命的种子注入了青年的血液，与他们生命的意义发生联系。在最青春最纯洁的时光中，他们满怀憧憬地向往着共产主义的大热潮。杨蔷云、郑波等人是王蒙“少年布尔什维克”情结的外化，他们爱国爱党爱人民，谱写着1950年代的青春之歌。

优秀的作品，总是伴随争议而生。这两部作品问世后，都引起一场不小甚至声势浩大的讨论。幸运的是，《青春之歌》在1958年得以出版。王蒙的《青春万岁》命运多舛，1957年，《青春万岁》的部分章节在《文汇报》连载，个别章节在《北京日报》上发表。同年，反右派斗争开始，《青春万岁》的出版事宜被冻结。

1979年5月，《青春万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首次正式出版。而《青春之歌》“文化大革命”中被定为毒草，作者杨沫被打成反革命作家。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作者和作品才得以 *** ，重见天日。

两部“青春”，构建了新中国成立前后对青春、对未来、对梦想的深刻的文学记忆。

文学的精神气质

王蒙15岁当上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干部，他说自己“从少年时代起，就参与到建设新中国的斗争中。”新中国的每一步历程，王蒙都参与其中。

上世纪60年代，王蒙下放新疆。那段岁月里，他与 *** 尔等各族同胞朝夕相处，学 *** 尔语。这段人生旅程给了他丰厚的馈赠。王蒙说：“我最得意的一件事是很快学会了 *** 尔语，我可以讲得很好。我这样讲了一阵以后，房东过来敲窗户，问你有收音机吗？他说收音机里念得可真好，我说那不是收音机，那是我念的。”

“王蒙老师不仅通过他的小说，也通过他在新疆这么多年诚心诚意地和少数民族兄弟‘三同’，吃住行都在一起，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文学评论家 *** 说。

《青春万岁》从开始写作到出版用了25年，更带传奇色彩的是《这边风景》用了40年。

“《这边风景》记录了我39岁到47岁之间的人生，就像一条鱼的中段，那个时候的我响应号召，去边疆去偏远的地方，到劳动人民中去，到火热的一线基层去扎根，锻炼自己，让自己脱胎换骨。虽然今天看来是一部‘过时的作品’，但小说从头到尾都是掏心窝子的认真，真情实感，这是我今天再也无法抵达的写作状态了。”王蒙这样评价这部作品。

2015年8月16日，第九届茅盾文学奖揭晓，五部获奖作品分别是：格非的《江南三部曲》、王蒙的《这边风景》、李佩甫的《生命册》、金宇澄的《繁花》、苏童的《黄雀记》。该届茅盾文学奖先后经过6轮投票，从252部长篇小说中最终选出这5部作品，时年81岁的王蒙首次获得茅盾文学奖。

该届茅盾文学奖评委之一、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认为，“王蒙先生这次以耄耋之年夺得本届茅奖，这并非只是出于评委们对王蒙先生表达历史尊敬之情，尽管这样的表达也合乎情理，根本在于，《这边风景》足以撑得起它独有的小说世界。谁能像王蒙从新时期以来一直站在文学的前沿？他最早进行现代主义的意识流实验，1980年代中期，他就敏锐地意识到‘文学失却轰动效应’，他一方面寻求向内转的文学路径，另一方面保持甚至重新发掘他的少共青春情怀，他能把这二者结合成一种文学的精神气质，如此真诚、天真而又智慧。他无疑是值得敬重的文坛宿耆。”

2019年，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即将揭晓。茅盾文学奖是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根据茅盾先生遗愿，为鼓励优秀长篇小说创作而设立的，是我国具有更高荣誉的文学奖项之一。“当初茅盾先生捐茅盾文学奖是25万元，这25万元相当于现在的2500万元。茅盾文学奖在中国的影响还是很大的，至少，评上茅盾文学奖的书在发行上非常见效。”王蒙说。

文学，是比我的生命更长久的存在

今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新文学史料》创刊40周年。该社一位编辑想请王蒙先生写点文学回忆的文章。王蒙快人快语，“我哪有时间，我现在正忙着写爱情小说呢。”果然，王蒙的爱情小说《生死恋》出版了。

王蒙在《已经写了六十五年》一文中说，从1953年写《青春万岁》时算起，他的文学写作已经65年，2019年1月，他以《生死恋》与短篇小说《地中海幻想曲（两则）》开启了第66个写龄。文学于他的意义非同一般：“我已经满84岁了，只有在写小说的时候，我的每一粒细胞，都在跳跃，我的每一根神经，都在抖擞。文学是我给生活留下的情书。文学是我给朋友留下的遗言。文学是人生的趣味和作料，辣与咸，酸与甜，稀与稠，鲜活与陈酿。文学，是比我的生命更长久的存在。”

2019年还未过半，王蒙就先后在《人民文学》等刊物上，发表了《生死恋》《地中海幻想曲》《邮事》等，并推出新书《争鸣传统》（与赵士林对谈录）和《睡不着觉？》（与郭兮恒对谈录）。

作为一个高产的作家，王蒙一直保持着与读者交流的热情。他坚持散步和锻炼，各类论坛、读书会、高校讲堂，甚至影院也能看到他的身影。“我最近看了一个电影《绝杀慕尼黑》，特别受启发。这个电影说的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苏联国家篮球队赢了美国，而且是以一分赢的。它说的是苏联时期的事，它没有捧苏联，也没有骂苏联，很真实。”王蒙主动与现场的读者朋友交流观影心得，以及对体育影视创作的体会和看法。

每天更新“头条”的王蒙说：“微信给我这么一个启发，因为我年岁越来越大，我也会想到生死的问题。我觉得微信告诉我们，你的一部分信息——你的头脑、你的声音，也许还在云里，也许到以后什么时候你还能收到。所以我在《生死恋》里写一个人因为爱情上的事情自杀了，但是他设定的，比如48小时以后把他自杀的微信，或者是音频，甚至于图片发出去。比如我现在有一个信息，我设定夜里睡觉的时候，明天凌晨四点钟发给你。这个人发完微信以后他就死了，可是他的精神的某一部分还在上边留着。这个信息的学说能给你无数的遐想，信息的技术给你无数的遐想。”

“但是读微信跟读书是两回事，读微信不管怎么样它是碎片的、平面的，而且是浏览，它不能是真正的阅读。真正的阅读还得上书店，花几十块钱买一本书。所以如果光看微信，可能就会培养出一批 *** 来，我们还是要看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书。”王蒙不失幽默的话语，引发现场读者一片欢笑。

今天，在喜马拉雅、蜻蜓FM等音频分享平台上，王蒙《青春万岁》中的诗句，依然是朗诵爱好者的首选篇目。

……

茅奖作家沙龙系列“与故事讲述者面对面”活动现场。

（本文图片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提供）

本文源自中国青年报客户端。阅读更多精彩资讯，请下载中国青年报客户端（http://app.cyol.com）

《北京文学》执行主编：文学杂志首先是为读者办的

杨晓升

关注现实生活和尊重读者

何平：你是先做《北京文学》的作者，然后2000年从《中国青年》调到《北京文学》做执行主编的。世纪之交，正是文学期刊的生存很艰难的时刻。你为什么偏偏在那时候作出这种选择？

杨晓升：作出此种选择，是多年的文学情结使然。再则是那时候全国的文学杂志大都处于低潮，低潮的原因之一是媒体的蓬勃发展和文化的多元，让读者在文化消费方面有了多种选择，文学杂志再不可能像伤痕文学初期那样一花独放、洛阳纸贵，由此带来的文学杂志读者分流、发行量日益萎缩的局面，是自然而然的事。面对文化环境已然发生的变化与转型，文学期刊自身普遍仍缺乏应有的自我觉醒和自我反思，存在闭门办刊、孤芳自赏的现象。而我认为，文学杂志既然是公开发行的刊物，首先是为读者办的，应该将读者放在首位，作品的好坏和刊物的好坏，首先必须交由读者检验，作家的创作和刊物的出版，都应当力图为大多数读者所喜闻乐见，惟有如此，文学杂志才会有生命力。我选择到文学期刊工作，正是出于此种判断和考量。

何平：《北京文学》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950年，但我觉得和今天《北京文学》关联性更大的重要起点是《北京文艺》更名《北京文学》的1980年前后。现在文学史上经常提到的这一时期《北京文学》(《北京文艺》)的经典作品很多，像《在静静的病房里》《话说陶然亭》《内奸》《爱，是不能忘记的》《风筝飘带》《丹凤眼》《受戒》等等。一下子集中出了这么多好作品，显然和大量的文学期刊没有复刊和创刊有关系，《北京文学》占了时代的先机，也顺势成就了刊物关注时代、介入现实的传统。主编的趣味肯定会影响到刊物的趣味，你的资深记者和报告文学作家的从业经历，正好和《北京文学》的精神传统暗合。

杨晓升：新时期文学始于“文革”结束和改革开放初，那时候全国各地的文学期刊已经如雨后春笋般复刊或创刊，《北京文学》之所以能在那个时候发表了大量优秀作品，一是因为刊物对首任主编老舍、赵树理文学理念的传承——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和对读者的尊重，半个多世纪以来，刊物一直提倡发表雅俗共赏、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同时那个时期编辑部先后聚集了李清泉、林斤澜、周雁如等一批优秀编辑前辈，而北京首都文化中心的地位，也使《北京文学》在新时期文学得天独厚，占了先机。直至我到《北京文学》任职之前的一段时间，《北京文学》其实也已经感知外部社会生活和文化环境的变化，在文学关注现实、以期赢得读者关注方面，也已经进行着新探索，90年代末期影响巨大的“忧思语文教育”问题讨论，正是在这个时期产生的。

发现和推荐文学新人是责任

何平：《北京文学》在林斤澜1986年担任主编后曾经有一个先锋文学的阶段，这一阶段最重要的成果就是成功地推出了余华，当然从《北京文学》一贯注重发现和推荐文学新人的传统上，可以得到一种解释，主编、编辑的趣味和时代文学风尚也可能是其中的原因，我不知道你怎么看？

杨晓升：确实，刊物的风格说到底主要是主编的风格。林斤澜任主编的那个时期，新时期文学正经历嬗变，作家的创作方式正由过去的单一转向多元，先锋文学也正是那一时期的产物。总体上讲，《北京文学》自创刊以来，一直是以传统现实主义的风格为主的，林斤澜任主编时，文学的多元发展以及他个人的趣味，使得刊物出现对先锋文学的关注与探索，这也是自然而然的事。发现新人、扶持新人一直是《北京文学》的责任与传统。再者，对新人的发现，才华和潜力是编辑部考量的主要因素，所以相对更加宽容，即便他提供的单篇作品与刊物的总体风格上不很吻合，只要是他作品显露出独特的亮光与特质，编辑部也都会区别对待、唯才是举的。

作品自身的感染力最重要

何平：你是从2001年开始对《北京文学》进行改版的。在此之前，《北京文学》曾经有几次大的栏目调整。1996年，增设了“世纪观察”和“百家铮言”；1998年，又增设“思想者访谈”；1999年和2000年增设的栏目更多更杂。这些努力试图矫正和改变传统文学刊物的按文体几大块的僵化的栏目组元方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话题性的当下性和公共性、对话性很强的“世纪观察”和“百家铮言”栏目，凿通了文学界、知识界和大众读者之间的壁垒。你对《北京文学》这几年的栏目调整怎么看？你的改版从这些调整中得到启发了吗？

杨晓升：对于读者来说，栏目只是分类的标签，关键是你是否能为读者提供有益且有感染力的文本，所以无论何种栏目和体裁，作品自身的感染力才是最重要的，在杂志的栏目确定之后，刊物必须全力组织作品，保证每期都有达到栏目要求的高质量作品，这样才能形成读者对每期杂志的阅读期待，假如作品不能持之以恒，时好时坏，再漂亮的栏目也只能是空壳，刊物不可能有真正的生命力。我到《北京文学》之后的改版与改革，正是基于刊物之前的探索与启发进行的，同时我认为栏目不应太多太杂，确定了就应当保持相对稳定，也不能三天两头变，而应当集中力量抓好每期的作品与质量。

何平：我对照了2001年《北京文学》改版之后历年的栏目设置，到现在为止，基本变化不大，像“现实中国”“好看小说”“作者人气榜”和“真情写作”等，从栏目的命名就能强烈地感觉到“读者在场”的预期和预设。其实，当时除了《北京文学》也有一些文学期刊走亲民路线，但都没有能够做得长久。我感兴趣的是为什么独独《北京文学》能够坚持到现在，而且影响越做越大，以至于2003年又增加了“中篇小说月报”版？

杨晓升：我热爱这个杂志，所以一直坚持做到现在。杂志最怕动荡，最怕三天两头换主编、变封面、换栏目。一家成熟的、有生命力的杂志，首先是因为找对了方向，确立了正确的编辑方针和办刊策略，然后专注、投入，一心一意、下大力气抓质量组织作品，并且要持之以恒，要随时倾听各界读者的意见，精益求精，不断改进，但绝不能受外界干扰，一定要有自己的判断和编辑定力。上世纪90年代，之所以有一批文学杂志不断改版、三头两天变幻花样，最终大都无疾而终，正是因为缺乏这种编辑定力。2003年《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的创刊，则是顺应了那个阶段《北京文学》的改革，顺应了杂志向读者、向市场靠拢的大方向。

何平：文学期刊对时代的顺应，并不仅仅是纸刊内容生产，要图变，自然要扩张到刊物的内容生产之外的整个文学生活，这些方面，《北京文学》这些年做了很多配套性的改革，请你介绍下具体做法。

杨晓升：《北京文学》的改革和改版，首先是确立了刊物为读者办、为读者着想的大方向，围绕这个大方向，我们建立了严格的管理考核制度，比如要求编辑可以有自己的审美倾向，但绝不能以个人好恶选择稿件，选稿要服从刊物的大局和需要，要善待每一位作者，质量面前人人平等，更大限度杜绝关系稿人情稿；比如编辑必须审读自然来稿，审稿和发稿的情况每月纳入编辑考核。同时刊物设立“新人自荐”栏目，每期专门发表编辑从来稿中发现的小说处女作；比如加强与读者互动，开设“作家热线”“纸上交流”“文化观察”等读者参与的栏目，征集读者的评刊、意见与建议，每年策划大众文化话题开展专题征文、吸引读者参与。在电子阅读方面，《北京文学》是全国文学期刊中最早与新浪文化合作推出专题专版的文学杂志，也是最早与龙源期刊网、知网、万方数据网等电子平台合作推广电子阅读的文学杂志。2017年始，我社又开办了北京文学 *** ，同时与全国更大的网上杂志订阅平台合作，开展网上订阅和销售刊物。

王蒙的《风筝飘带》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要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解放，社会本身也不能得到解放”。

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使命就是要把人从受屈辱，受压抑，被奴役，被蔑视的一切关系中解放出来。

王蒙的《风筝飘带》正是表现了寻找“人的解放”这样一个新颖主题的。

佳原和素素是两个极其普通的青年，一个在 *** 饭馆端盘子，另一个在街道服务站修雨伞。

他们的职业和地位极其平凡，然而他们并不把职业单纯当作谋生手段，而是视之为人生最起码的义务。

他们认为“人应该是世界的主人，职业的主人，首先要做知识的主人”。

基于这种理想，佳原修伞并不妨碍他抓紧一切时间自学“优选法，古生物学和外语”，而且他还建议素素学习 *** 语，“即使当不成驻埃及大使，也应该有和驻埃及大使具有同样的智慧、品格、能力，甚至远远地把他甩在后面”的高尚志向。

这种做人的志向就是小说题目《风筝飘带》所象征的意义。那风筝虽极简陋寒伧，“只有一个光 *** 的赤贫娃娃也能够玩得起的 *** 帘儿”，然而它终于能够冉冉升天，是一只自由舒展的风筝。

当然，佳原和素素的思想是作者理想化了的，但它的确表现了王蒙在创作主题上的进一步深化，反映了王蒙创作上崭新的美学理想，把人的解放，人生意义的“寻找”提到创作日程上来。

王蒙的小说，新的主题还表现在他写出了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转机。

他对现实生活中的阴暗面的揭露，既尖锐又辛辣，但是他没有站在生活圈子之外冷嘲热讽，更不是高踞生活之上指手划脚，而是在揭露疮痍时让人看到滋生的新肉，在陈述过去的灾难中又使人看到希望的光明。